如果要说我有点什么天赋的话，也许是绘画的天赋。我对声音的记忆远不如对图像的记忆。记忆是创作的一个前提。我清楚地记得，在近半个世纪之前，我还没有上小学，便开始画画了。我记得是用一块红瓦片在水泥地上临摹了一只爆竹包装外壳上的鸟。当我画下那只鸟时，内心欣喜无比，仿佛是自己创造了一只鸟。从小学到大学，我的绘画几乎都是全校第一的水平，但可惜读中学时没有美术班，怎么报考美院我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这也许是我终身的遗憾。有时我想，要是我读了美院，一门心思画画，或许我已成了一名著名的画家，生活富裕得多。我画画基本上是自学，而且是断断续续的。是疫情前，我又重新拿起了画笔，一画就是三年，画了数十幅作家诗人素描——其中，给《诗歌月刊》画了一年的封面，给《边疆文学》画了一年的封二；《大家》《作家》等其他报刊也专版刊登过我的习作。并且，今年在贵阳中天美术馆和云南省图书馆举办了个人画展。画画让我心无旁骛，给我带来了不少快乐。尽管我是以照片为蓝本作画，但我感觉到，正如作家的写作是作家的自叙传一样，画画几乎也是画家的“自画像”——哪怕像梵·高画一双鞋，也是，因为所画的人与物都打上画者的精神烙印。正如我画的作家、诗人，无论他是什么性别、年龄、种族、长相，都有我的影子，都包含着我的气质。譬如，我画的川端康成，就是李寂荡的川端康成。